
我今年34歲,大腸癌二期。媽媽61歲,卵巢癌三期C。我們兩個人的手術同意書,簽在同一個月份。最開始,全家都覺得只是倒楣。畢竟一個是腸道,一個是卵巢,看起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疾病。直到醫師把我們母女的病歷放在一起,問起家族史、體重與每天吃的第一頓飯,我們才第一次把目光轉向爸爸。
因為過去二十多年,他每天早晨都在做同一件事。那是他表達疼愛的方式。也是我們一家從來沒想過需要改掉的習慣。那陣子,媽媽的肚子經常脹得像剛吃完兩碗飯。明明沒什麼胃口,腰圍卻越來越大。她吃幾口就說飽,一個上午還要跑好幾次廁所。
我勸她去檢查,她一臉不耐煩地說,「年紀大了,肚子多一點肉不是很正常嗎?」她還把腰圍變大怪到爸爸身上,「都是你每天早上餵那麼多,吃了幾十年,肚子能不大嗎?」爸爸在旁邊回嘴,「早餐要吃飽,是妳自己晚上又偷吃。」兩個人照樣鬥嘴,我也沒把事情想得太嚴重。
直到有天晚上,媽媽痛得連拖鞋都穿不好,我才硬把她帶去急診。檢查做到一半,醫師問她最近有沒有腹脹、頻尿、很快吃飽,以及腹部或骨盆疼痛。我站在旁邊,一項一項替她回答。媽媽還小聲抱怨,「妳怎麼比我本人還清楚?」我說,「因為妳每天抱怨八百次。」
她本來想瞪我,卻痛得沒力氣,只能慢慢翻了一個白眼。影像結果顯示,媽媽的卵巢附近有腫瘤,腹腔內也有異常積液,需要住院做進一步檢查。最後的結果是卵巢癌三期C。醫師說明病情時,媽媽沒有哭。她只是很認真地問,「那我下星期還能不能去參加社群唱歌比賽?」
我差點被她氣笑,「妳現在還管唱歌?」她回答,「我都練兩個月了,不去不是很浪費嗎?」那時我以為,接下來家裡只需要照顧一個病人。沒想到兩週後,換成我坐進診間。我常常肚子痛,排便習慣也越來越奇怪。有時便秘好幾天,有時一天要跑四五次廁所。偶爾看到血,我總覺得只是痔瘡,還自己去藥局買過藥膏。
我才34歲。工作忙、三餐亂,腸胃偶爾鬧脾氣,好像也不算什麼稀奇的事。直到某天上班,我突然眼前發黑,扶住辦公桌才沒有倒下。同事把我送去醫院,抽血後發現我貧血得很嚴重。醫師安排大腸鏡,最後在腸道裡發現了腫瘤。病理結果出來,大腸癌二期。
我拿著報告回到病房時,媽媽正躺在床上吃醫院送來的稀飯。她一看到我的表情,立刻把湯匙放下。「怎麼了?」我在她床邊坐下,把報告遞給她,「醫師說,我也中獎了。」媽媽戴上老花眼鏡,看了很久。她把那張紙翻過來,又翻回去,好像只要多看幾次,上面的字就會改變。
過了半天,她才抬頭問,「妳這個二期,跟我三期比,誰比較厲害?」我愣住,「這種東西有什麼好比?」媽媽皺著眉說,「總要分個先後啊,不然別人問起,我怎麼介紹?」我忍不住回她,「妳就說我們家現在推出母女套餐。」她盯著我看了兩秒,突然笑了。
笑著笑著,眼淚卻掉進稀飯裡。因為我在34歲便確診大腸癌,媽媽又同時被診斷出卵巢癌,醫師首先注意的並不是早餐,而是遺傳風險。大腸癌與卵巢癌同時出現在近親身上,加上大腸癌患者年齡較輕,確實需要討論林奇症候群等遺傳性癌症風險。林奇症候群會提高大腸癌、卵巢癌、子宮內膜癌及其他癌症的發生風險,而且相關癌症可能在50歲以前出現。
醫師建議我的腫瘤接受錯配修復蛋白及微衛星不穩定性相關檢測,也安排我們接受遺傳諮詢,再依據結果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的遺傳基因檢查。他特別提醒,「妳們母女一起得癌症,不能先憑生活習慣解釋完。遺傳這條線一定要查清楚。」我們點頭。
我原本以為談話到這裡就結束了,沒想到醫師又翻了一頁資料,繼續問,「妳們兩個人以前的體重和腰圍是多少?」接著,他問出那句讓爸爸沉默的話,「你們家每天早餐吃什麼?」爸爸每天早上五點多就起床。不管我們幾點上班、上學,他都有一套幾十年沒有改變過的早餐儀式。
先把平底鍋燒熱,放進香腸、火腿或培根。他喜歡煎得焦焦脆脆,說那樣才香。有時候再煎兩顆荷包蛋,旁邊放一大塊蘿蔔糕。飲料則是爸爸自己泡的甜奶茶。他怕沒有味道,糖總是放得特別多。只要我們說吃不下,他就會皺眉,「早餐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,一定要吃飽。」
媽媽吃不完,他會把剩下的香腸夾回她碗裡。我小時候趕著上學,也常被他追到門口,手裡塞著火腿蛋吐司,要我在車上吃完。週一是香腸。週二是培根。週三是火腿或熱狗。吃來吃去,幾乎都是同一類東西。這套早餐,我們吃了二十多年。這就是標題裡所說的——
爸爸每天早晨都在做的那件事。聽完爸爸說的早餐內容,醫師停頓了幾秒。我不知道為什麼,心裡突然冒出一股氣。我轉頭問爸爸,「所以我們兩個生病,都是因為你每天早上煎這些東西嗎?」爸爸整個人僵住。他低著頭,過了很久才說,「我只是怕妳們餓……」
那一瞬間,我其實已經後悔了。因為我看見爸爸的臉突然垮下來,像有人直接把兩張癌症診斷書都壓到他肩膀上。醫師馬上打斷我,「不能這樣說。」「沒有任何人可以只靠一份早餐選單,就斷定這兩種癌症都是爸爸造成的。」這句話非常重要。醫師解釋,加工肉品與大腸癌風險增加有關;長期大量攝取香腸、培根、火腿等加工肉品,不是理想的日常飲食模式。
但對媽媽的卵巢癌來說,不能直接說是香腸或培根造成的。真正同時和大腸癌、卵巢癌風險有關的,是我們長期體重增加、腰圍擴大及活動量不足等整體狀況。過多體脂與包括大腸癌、卵巢癌在內的多種癌症風險有關,但「風險增加」不等于吃了某頓早餐就一定會罹癌。
我和媽媽後來回想,才發現這些年體重確實一路往上。媽媽總覺得是年紀大、代謝慢。我則是工作後久坐,每天吃完爸爸準備的高熱量早餐,中午繼續外食,晚上回家太累也不運動。爸爸的早餐不是一把直接把癌症放進身體裡的鑰匙。可是這種長期、高頻率的加工肉品、含糖飲料,加上體重和腰圍不斷增加,確實構成我們應該正視的共同風險。
醫師說,「要改,但不是為了找一個人負責。」「妳們真正要做的是完成治療、查清遺傳風險,再把全家的飲食和活動一起調整。」回到家,爸爸一句話都沒說。他開啟冰箱,把裡面剩下的香腸、火腿和培根一包包拿出來。媽媽坐在餐桌旁看著他,突然說,
「你不要這樣,好像都是你的錯。」爸爸背對著我們,聲音很低,「要不是我每天逼妳們吃……」我走過去,把他手裡的東西接下來。「醫師都說了,不是只有早餐。」「而且我們自己也吃了二十幾年,不能全部推給你。」爸爸還是沒有抬頭。他只說,

「我以為讓妳們吃飽,就是照顧妳們。」那句話讓我鼻子一酸。很多長輩表達愛的方式,真的就是不斷把食物往家人碗裡放。他們沒有惡意。只是過去沒人告訴他們,有些東西偶爾吃是生活,天天吃卻可能慢慢變成負擔。從那之後,爸爸的早餐確實改變了。
但我們沒有把所有肉類、澱粉或油都列為毒物,也沒有開始每天喝什麼排毒汁。醫師和營養師建議的方向其實很普通,加工肉品不要再當成每天固定的主角。早餐可以輪流吃蛋、豆製品、原型肉類、全谷雜糧和蔬果,飲料減少額外加糖。治療期間如果吃不下、體重快速下降,則應依個人狀況調整,不能為了減重或抗癌,反而把營養吃到不足。
爸爸後來學會煮燕麥粥、蒸地瓜和燙青菜。第一次端上桌時,媽媽盯著那碗燕麥看了很久,「你確定這不是拿來喂鳥的?」爸爸很不服氣,「營養師教的。」我吃了一口,說,「至少比你以前那杯甜到可以黏住吸管的奶茶好。」爸爸嘴硬,「以前妳們明明都喝完。」
媽媽立刻回他,「那是怕浪費,不是好喝。」我們三個人笑了一下。家裡的早餐第一次不再靠吃到撐,證明彼此有被照顧。媽媽住院準備手術時,我也開始做術前檢查。我們一人提著一袋病歷,在醫院裡像兩個走錯路線的旅行團團員。她去婦科,我去大腸直腸外科。
她抽完血來找我,我照完電腦斷層再去找她。每次碰面,媽媽第一句仍然是,「有沒有吃飯?」我說沒有,她立刻從包包裡拿出一顆被壓扁的饅頭。我看著那顆變形的饅頭,忍不住問,「妳為什麼連住院都要隨身帶食物?」她理直氣壯,「醫院裡的東西那麼貴,誰知道妳什麼時候會餓?」
明明她才是那個肚子痛到睡不著的人,卻還是習慣先擔心我有沒有吃飽。媽媽被推進開刀房前,緊緊抓著我的袖子。她平常最怕麻煩別人,連去市場都不願意讓我陪,那天卻小聲問,「妳會在外面等我吧?」我故意說,「不一定,我可能先去吃牛肉麵。」
她馬上瞪我,「妳敢!」我笑著把她的手塞回被子裡,「知道了,我不走。」媽媽手術後還需要後續化療。她身上插著管子、臉色蒼白,醒來後第一句話竟然是,「牛肉麵好吃嗎?」我又想笑又想哭,「我沒去吃。」她閉著眼睛,虛弱地說,「算妳有良心。
一個月後,換我接受腸道手術。媽媽那時走路還需要扶牆,卻堅持陪我辦住院。我叫她留在家裡休息,她把柺杖往地上一敲,「妳小時候割盲腸,我都陪妳了。現在只是多割一段,怕什麼?」「這兩件事不能這樣算吧?」「反正都是肚子。」手術後,我有好幾天吃不下東西。
媽媽每天坐在病床旁邊,用一本筆記本記錄我放了幾次屁、喝了多少水、走了幾圈病房。我終於忍不住問,「妳是在照顧女兒,還是在觀察實驗動物?」媽媽翻著筆記本說,「醫師說放屁代表腸子開始動。妳今天才一次,進度落後。」隔壁床的阿姨笑到傷口痛。
治療開始後,日子變得很混亂。媽媽化療後特別怕冷,明明是夏天,還穿著厚襪子坐在客廳。我則因為腸胃變得敏感,吃什麼都要小心。以前是媽媽追著我問,「怎麼又不吃飯?」現在換成我端著碗追她,「再吃兩口。」她搖頭,「聞到就噁心。」「妳以前不是說,沒有吃不下,只有不夠餓嗎?」
媽媽虛弱地看著我,「人得癌症以後,可以收回以前說過的話。」我們不是每天都能笑。有一次,媽媽化療後因為感染突然發高燒,半夜被送進急診。我趕到時,她縮在棉被裡不停發抖。護士替她抽血,她平常最能忍痛,那晚卻緊緊抓住我的手。她小聲問,
「我會不會回不了家?」我心裡像被什麼狠狠撞了一下,卻不敢在她面前哭。「妳陽台種的菜誰澆水?」她喘著氣回答,「叫妳爸澆。」「他上次把蔥澆死了。」媽媽閉著眼睛,過了幾秒才說,「那我還是得回去。」我轉過臉,偷偷擦掉眼淚。媽媽情況穩定後,爸爸趁我們不在時,單獨問過醫師,
「是不是我每天煮那些東西,把她們兩個害成這樣?」醫師後來把這段對話告訴我們。他的回答是,「不是。」「你家的早餐需要改變,但癌症不是用這種方式歸罪的。這句話救了爸爸,也提醒了我們。加工肉品、高糖飲料、體重增加與活動不足,都是可以改善的風險。
但母女分別罹患大腸癌與卵巢癌,更不能只用早餐解釋。尤其我在34歲便罹患大腸癌,仍應完成腫瘤檢測與遺傳諮詢,確認是否存在林奇症候群或其他遺傳性癌症風險。沒有人應該因為一頓早餐,替全家的癌症背上一輩子罪名。真正有意義的,是查清楚能查的風險,把可以改變的事情一起改變。
他依然每天清晨第一個走進廚房。只是平底鍋裡不再天天放香腸、培根和火腿。有時是地瓜和蛋。有時是全麥吐司、無糖豆漿和一小盤水果。偶爾週末,他還是會問,「今天可不可以煎一根香腸?」媽媽會故意擺出很嚴肅的表情,「要先向家庭委員會申請。」
「可以吃,但不是一人三根,也不是每天吃。」爸爸就會小聲抱怨,「現在煮個早餐規矩這麼多。」可他還是會把香腸切成三小份,一人夾一塊。我們沒有把食物當成敵人。只是終於不再把「每天都吃」和「爸爸疼我們」畫上等號。我不會再說,「都是爸爸害的。」
那是我剛聽見醫師分析風險時,最憤怒、也最想找一個人負責的反應。真正比較誠實的答案是,爸爸二十多年每天準備加工肉品、油煎早餐和甜飲料,確實讓我們全家形成了不理想的長期飲食習慣,也可能透過體重、腰圍與整體生活型態,增加一部分癌症風險。
但它不能單獨解釋媽媽的卵巢癌,也不能證明我的大腸癌就是某一根香腸造成的。我們真正需要面對的答案有兩層,第一層,是查清楚母女兩種癌症背後有沒有遺傳風險。第二層,是停止把高加工、高糖、高熱量的早餐,當成每天必不可少的疼愛。前幾天,媽媽做完檢查。
醫師說她的腫瘤指標下降,影像也比之前穩定。她一走出診間,就傳訊息給我,「報告,本人今天暫時贏了一局。」我正在樓下排隊領藥,回她,「不要驕傲,比賽還沒結束。」她傳來一張老人跳舞的貼圖。過了幾分鐘,又補了一句,「妳也要贏。」
我看著那四個字,站在人來人往的醫院大廳裡,眼淚突然掉下來。生病以前,我總覺得媽媽固執,爸爸只會用吃的表達關心。生病後我才明白,他們不是不知道害怕。只是過去幾十年,他們已經習慣站在我們前面,用自己會的方式照顧這個家。現在,我不想再追究到底是誰害了誰。
我只想和他們並排走。該做的檢查做完。該接受的治療完成。該改變的習慣一起改變。走得慢沒有關係,偶爾停下來也沒有關係。因為就像媽媽說的,「怕就怕,沒有關係。」「我們又不是一個人。」